易经概论（黄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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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这个可能是过于“浅薄”和“简单”的“结果”，其最大的可能是不会为人们所理解和注重。然而，作为单纯的“易”学学术研究，恐怕是不会再有一个另外的“结论”了。


诚然，这决不是一部多么完美的文字著述，甚至于还有些简陋；但是这即便是一幅最拙劣的“画”，却也基本地揭示了“易”的“真像”。
以简单的、有限度的语言去表述、再现一种至少在今天仍是难以言说的“客观事实”──“整体”；这正是本文所希求的目标。同时这也是“易”的真相。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产生这一“结论”的“过程”，相对于读者而言已显得毫无意义。虽然作为“整体”的基本思想与理论还是一个尚未明确的“未知”；但却不应该、也不能说本文是在以一个新的“谜”去解释或替代一个陈旧、古老的“谜（‘易’）”。“整体”亦或“系统”，作为自然的最基本的属性已经得以确认，但是对于“整体”的基本理论原理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现和发展；在近代发起的系统科学研究，非但没能达成一般性的思想理论，相反还走向了一条更加繁琐和特殊的路途。而今，对于“易”的意义的发现或发掘倒是极有可能完善和发展系统科学的理论原理，并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提供新的契机和方向。


“易”，其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其在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中充当着哲学方法论的作用。而“易”的构筑与达成是基于“整体”的思想理论的，其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中国古代传统思想文化，决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易”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解的，也可说是不应解的；就象不能在一个“圆”上去得到一个“起点”，不能在一个“环”上去找到一个“开端”一样。实际上，对于“易”的理解和认识、乃至运用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希望为“易”找到一个“结果”，而“易”仅仅是一个“公式”或者“模式”。确切地说,“易”根本不存在对应的结果；而是“与时谐行”。


“易”的产生应当是基于一套完善的整体哲学思想和理论的，这一点从古代的诸多科学成就中完全可以得到确认，并可以从未来的发展中加以证实。


对于《易经》我们再也不应包有太多的神秘心理，但也不必妄自菲薄。其决非“卜筮之书”，也非“天造神物”；而是人类文明发展阶段过程中的“产物”。其自有其高妙之处，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学习和探讨的。

第一章 《易经》 学 综 述

《易经》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可以说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文化现象。之所以说其特殊，是因为其一方面在中国漫长而悠远的文化历史中一直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崇高地位，并对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另一方面，《易经》至少在孔子之后的二千余年间已成为一个再也未被完整和正确地认识理解的“谜”。反过来说，一个迷雾重重的“事物”却仍然在冥冥之中对一个灿烂文明的国度深深地影响了数千年。时至今日，其不但没有在历史的洪流中所淹没，相反还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重视。这不但在中国的文化历史中，而且在世界的文化历史发展中也是绝无仅有的特殊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与存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归功于《易经》自身的意义和生命力所产生的作用或功能。


　　必须承认，《易经》是较难理解，而非不可理解。


　　《易经》之所以成为一个“谜”实际上是有着众多的客观历史缘由的。首先，《易经》的原始文献资料与思想意义都没有被完善地流传下来。而现存的为数不多的《易经》学文献资料也一度在历史中或隐没、或消失、或被删篡。如，其中代表《易经》之基础思想意义的“先天八卦图”、“后天八卦图”以及“河图”、“洛书”等学说，现在仅存数“图”，且因面世于宋代道士陈抟之手而徒增神秘色彩，并备遭疑议；再如《易纬》，至今则几乎已不被承认为原始《易经》的组成部分，当然，其所仅存的“八篇”本身也实在是让人难以得窥全豹；而唯一算是较为完整地被流传下来也就只有《易经》了，但据历史史料中的记载来看，现在的《易经》也是一个“修订本”，其“经”与“传”的合一板本形式据说是始于汉代的费直，至于其以前以及其他方面是否还有多少的演变已是不得而知了。


　　同时，《易经》的神秘更来自于人们的主观思想因素。首先，汗牛充栋的《易经》学著述在很大程度上既为人们提供了自由思想的前提，同时也更加限制了思想的范围和方向。正如清·《四库全书总目》所言，“或援以入《易经》；或援《易经》以为说”。而对于《易经》本身的认识，可以肯定的说，在近二千余年里没有一个人的“易”著能够超越孔子的《易传》。其次，自汉以后的“经”与“传”的合刊在很大程度上为人们确立了在《易经》的研究认识中倾向于儒家思想的大方向；可以肯定，这种“经传合刊”的文本形式的确立和流传对于人们整个的研究认识的历史而言，其消极作用是远远大于其积极作用的。再次，在《易经》学研究中的关于自然规律方面的成就，也大多集中在极其肤浅的人类社会的“形式”和“表象”的方面，其集中表现在“卜筮”、“数术”等方面的著述上。当然，这其中也有可称得上是非常“先进”的一方面，即，中医、天文、地理（堪舆）、兵学（军事）以及农学等方面，这一些将在以后的论述中提及。


　　另外，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对《易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易经》的方面，其原因是极其复杂的，但政治方面的影响是主要的，这一点无需否认。因为现在基本可以肯定的是，《易经》是不能也难以代表那个“整体”的《易经》学思想体系的。


　　在以上上这样的情况下，不用说《易经》学研究会有什么正确的结果；单是对《易经》进行研究认识的方法也是极难确立的。
总之，可以断言，《易经》的原始文献的诸多佚失、变动和《易经》学研究过程中的过多偏执；既便不是使《易经》成为一个“谜”的全部原因，也是其不能忽视的客观历史事实因素。


当然，在近二千余年的《易经》学研究史上，成果也可谓斐然。有不少的“易”学家或哲学家的认识和研究都几乎完全接近了《易经》的本质和核心。首先，孔子之于《易经》自然是功不可没。其一方面对《易经》进行了注重社会、注重伦理、注重人文的儒家思想的阐发；而另一方面，其《易传》的很多篇章之中还很可能保留了诸多远古流传下来的《易经》说；以及其本人对《易经》的一些极为精当的认识和发挥。诸如其中“《易经》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及“《易经》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等等。可以说，其已经将《易经》的本质意义揭示出来，仅仅是由于历史“经验”过多的原因而使我们难以“理解”罢了。其次，在孔子之后的文化思想史上也产生过不少对于《易经》的真知灼见。如，晋·王弼的“得意忘象”与“执一统众”；宋·程颐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宋·朱熹的“《易经》只是个空底事物”；明·王夫之的“以‘乾坤’并建为宗”、“‘太极’一浑天之全体”；等等。其间都显示了极高的意义和价值。


　　然而，在对《易经》的认识上，“方法”意义的提及却更多的集中在方法的“内容”的方面，而不是方法的“形式”方面。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认识“方法”也就很难形成全面系统的“整体”；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易经》的认识研究难以全面发展的一个极其关键的因素；或者说，这是《易经》形成一个“谜”的最主要“障碍”。


　　首先，拿《易经》来说，其在文体上就是非同寻常的；其“形式（结构）”的意义是远远大于其“文辞”方面意义的，或者说，其“文辞”只是借助于“形式”的，是对其“形式”的一种“内容”化的发挥。这一方面实际上在很早就被人们所意识到了，甚至于还区分了一“卦”之中“爻”与“爻”之间的“承、乘、比、应”等较为细致的形式关系。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对上层“结构”的认识却始终未能走出“天事”、“人事”的“泥潭”。


其次，孔子早就说过“《易经》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这实际是对《易经》的本质的一种说明，即，《易经》是一种“象征”；而这种“象征”是由一种“表像”或“图式”也就是现代意义上所说的“形式”来构成的。这确是一个的的确确的事实。因为，《易经》的出现应不会早于《尚书》，而《尚书》的难读是公认的，但却可以使人理解个大概；但《易经》则完全不同，不少人即使读了一生也可能是无所适从。原因很简单，就因为《易经》不是一部“文学作品”；而是一个具有一般与普适意义的既广泛又深远的“象征”性的“事物”。
再者，在《易经》学研究史上，一直存在着“义理（哲学）”派与“卜筮（象数）”派的对立和区分。而实际上，这种区别的关键就在于其对“像”的“形而上（象征意义）”与“形而下（事物表象）”的思想认识上的区别。“象数”可说是《易经》的“形体”，其内在关系形式的意义才是其真正的“思想”或“精神”；而其存在与发展的动力则来源与其一般和普适的作用，或其在“现实”与“认识”之间的“透镜”和“桥梁”般的功能。


　　所以，在今天我们虽然不能无视过去的研究成果，但是也决不应为其所左右；对于“易”，我们既不应将其看作“神物”，也不应将其只视为简单的“筮辞”。而应该以审慎的科学态度、整体的认识方法去看待和把握这一特殊“事物”的真正意义。
　　
　　之所以说《易经》是可以理解和认识的，其关键就在于“方法”。其一方面表现在认识的“方式”、“方法”的系统和全面，或者说要避免偏颇和层次、方向上的混肴；另一方面则在于要把握认识“整体”的方式、方法，以及“整体”式的认识方法。


　　实际上，对《易经》进行认识和理解是完全可行的，尤其象在今天这样的历史时期里。第一，我们拥有着众多的研究史料，这种经验的积累即便不是一种寄托，也是一种可以在方向上的有效识别与把握。第二，东西方文化思想的进步与交流使我们对于自身、社会以及自然有了更加广泛深刻的认识。这可能是我们在今天可以正确认识《易经》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因素。第三，人们对于人类自身的“思维认识”的初步认识成果，至少使我们可以意识到各种思维认识方法的异同及其可能。第四，现代科学发展过程中对自然的认知成果可以使我们对《易经》的“象征”有更多的方向。所以，认识和理解《易经》的可行性是前所未有的。


　　总之，现实中的《易经》学研究首先应从两个方面去进行。一是从《易经》的本体文献中去探寻其内在的联系与方式，及可能的思想提示；另一方面则是从《易经》与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文化中的诸多联系中去寻找其必然的意义。简而言之，是要用一种“整体”的思想方法去认识和理解《易经》的意义。即，从其内在的结构与外在的功能这两个方面去认识。这实际上也是最符合《易经》的历史亦或原始的意义的。


　　首先，《易经》本身的基本特征。
一，从《易经》来看，其决不是一部具有普通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因为其不具备一般文学作品所应具备的章法特征。然而，其内在的“结构”特征却是极其明显的；这种内在的关系形式也绝非是对其文辞的一种附慵，而是恰恰相反，《易经》的“文辞”是绝对依附于其“结构”的形式关系的。否则，忽视了《易经》的这种表现“形式”，或者将《易经》的文辞完全打乱，那么，它可能就真的会成为一部“蓍辞”的汇集，也就真的一无是处了。总之，可以确切地说，“结构”或其关系形式才是《易经》的主要“存在”依据。这也是《易经》的一个最根本的和最不易理解与把握的一般性本体特征。


二，《易经》的“象征”是不可否认的功能性特征。也就是这种“象征”功能的存在才使得《易经》形成一脉源远流长的“学派”成为可能。《易经》的“象征”是由事物的“具象”来体现的，孔子曾经明言“《易经》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读《易经》，就如同读“现象”一样。如果看不到“现象”背后或其之间的意义，那也就无从谈及《易经》的思想了。而更重要的是，《易经》或《易经》中的“象征”不是盲目、随意和无章法的，其“象征”的取选及“象征”与“象征”之间也都存在着严谨的内在联系规律。当然，这也是其“结构”的关系形式之所以一般而且普遍的有机体现，或者说，其“结构”的关系形式本身也是一个巨大或者广泛而深远的“象征”。


三，《易经》的“外在”表现与“内在”表现上还都体现出了一个重要的核心思想特征，即，“辨证”；当然也可按古语称为“阴阳”。虽然，在整部《易经》当中仅出现过一个“阴”字；但是，如果据此而断定《易经》中没有“阴阳”观念，那无疑是一种无耐的浅见。“阴阳”作为一种思想观念，是贯穿了《易经》的始终的；而且，也是贯穿了整个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始终的。那种有机的“相对性”，或者怡然的“对立统一”特性是《易经》、也更是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恒久不灭并且生意盎然的生机所在。


四，《易经》的本身还具有一个最根本的特征，即，“整体”特征；其也可称之为“有限关系”或者“闭合关系”特征；其表现为具有一种相对固定或稳定的关系形式或“结构”。我们可以将其简称之为“八卦”（包含“先天”与“后天”两种形式）。当然这一名称在今天的这一时代里几乎成了“迷信”的代名词。然而，“八卦”在实际上也就是标志着“有限关系”的形式与范围以及方式的，也就是一种一般而且普遍的“结构”。


　　总之，从《易经》的本身特征来看，可以这样说，《易经》外在的本体是“形而上”的；而其内在的精神核心却是“辨证”的；其“形式”是不变的，而其“内容”是与时偕行的。二者之间并非截然对立、不可调和的“矛”与“盾”；恰恰相反，正是其二者的有机“统一”才真正促成了《易经》在我们这个人文世界中的“永恒”。


　　其次，《易经》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或关系。


　《易经》与中国传统的科学文化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或关系，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但实际上也可以更加确切地说，《易经》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层次、方面，都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左右。清·《四库全书总目》中曾说“《易经》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经》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经》；故《易经》说愈繁。”的确，《易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不一定非要说是一种“必然”；但如果说其只是一种“偶然”，那未免倒显得过于牵强。因为，无论如何“偶然”不会发生的那么多；所以，其所蕴含的“必然”性影响是远远地大于其所谓“偶然”的。从其间的种种联系或关系看，也就可以说，《易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发挥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功能与作用。
　　《易经》与中国传统科学文化之间的广泛而久远的关系的存在，以及其与自然、社会、生命之间的种种映射关系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看正说明了《易经》的一般、普适的功能和作用的存在；也更说明了其思想理论在其所初层面上的一般性和普遍性。　　　　　　　　　　　　　
　　第一，《易经》在历史上素有“卜筮之书”的声名；在今天又常被一些人冠以“预测学”的雅称。且不论其贴切与否，却至少说明了《易经》与“卜筮”以及“预测”之间的关系是多么难以割舍；无可否认，作为具有哲学方法意义的《易经》，肯定要有一定的估算发展趋势的功能作用，甚至从某种角度也可说是“卜筮”、“术数”等学说的形式依据；但《易经》本身却决非“卜筮之书”、亦或“预测学”所能够概括。更何况从古至今的“卜筮”、“预测”在根本上是未能把握到《易经》的思想精髓的。


　　但我们决不是要在这里完全否定古代的“卜筮”、“术数”的。原因很简单，其不但在“形式”上与《易经》是相通的；更重要的是其在“形式”上体现出了极其科学的和理性的思想意义，并且是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先进”的，或者是非常“符合”自然真实面貌的科学思想。而这种思想与《易经》是完全相符的。例如：在中国古代，尤其是“术数”当中，对“时间”与“空间”的表述在形式上是不能完全割裂的，“空间”的方位与“时间”的转折是一体的，也就是说“时间”和“空间”在中国古代思想中是一体的，并称之为“宇宙”。而且，其间展示了诸多种关于“存在”与“发展”的法则和规律；虽然其意义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揭示和验证。


　　另外，在这里多补充一点，那就是在古代思想中，“空间”的意义是绝对的，而“时间”只是“空间”变化、发展的“过程”，是从属于“空间”的。这一点，当然还有待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去进一步的证实。但至少从这一点上说明了《易经》的“简单”，决非源于“浅薄”；而是有着一贯的科学与理性的根基。也就是说，《易经》绝对不是远古时期简单“筮辞”的简单汇编；更不是浅薄的“卜筮之书”。


　　第二，《易经》与中国古代的科学文化之间存在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首推“中医学”。“中医”是中国古代传统的生理医疗学说，其科学性和正确性在今天可说是无可质疑的了。但其在不远以前的“民国政府”时期，还曾被认为是一门“伪科学”，并被彻底禁止。无可否认，作为科学的“中医学”在今天仍然是一个比较彻底的“谜”；其与“现代医学”，即“西医学”之间在指导思想以及实践方法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但“中医”又确确实实是科学的，是符合着人类生命原理及自然存在与发展原则的。虽然其从很早的过去就一步又一步的衰败下来（这一点早在盛唐时代的孙思邈就已经非常明确的指出）。而其与《易经》之间的关系也应该说是极其密切的，是对《易经》原理的最完美的运用和体现。唐·孙思邈曾说，“不知《易经》，不足以言太医。”；医圣张仲景则明言“‘医’、《易经》，同源。”也就是说《易经》对“中医学”的指导作用是不可抹杀的。“中医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在诸多的方面都体现出了一种极其宏大的思想范围，其没有将人体作为一个孤立的对象去进行考察和研究；而是将“人”视为一个宏大的“整体”，并且将其置入一个更为宏大的“整体”── “自然”之中。在论述“人”的同时，始终将“时间”和“空间”的因素贯穿与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与“西医”之间最为本质的区别。


　　再者，诸如古代的天文学、地理学（堪舆）、农学、建筑、政治、军事乃至于文学艺术、音乐、书画等等，都无不映射出《易经》的思想光华。所有这一切所能够说明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易经》是中华传统科学思想文化的根基；是中华文明存在与发展的“源头活水”。
　　第三，作为带有浓厚“官学”色彩的《易经》，在近两千余年间几乎成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发展的“主框架”。无论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其都成为一把无可替代的“钥匙”。《易经》在思想空间的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功能”确实给了人们太多的“无耐”。但是，这绝对不是《易经》本身的“过失”；恰恰相反，这正是人们自己在一片平静的“水面”掀起了不尽的“波澜”。　
“《易经》，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易经》的影响力不仅在于人们思维的结果，而且在于人们思维的开始以及整个的思维过程。归根结底，其所给予人们的是一种思维的方法。甚至其本身就标志着一种系统的思想方法体系。而且，在人们现实的思想认识过程中，人们对于《易经》的认识又总是与对自身、社会以及自然的认识交织在一起。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对自身及身外世界的认识，也就不会有对《易经》的认识；但这并不是说，《易经》是一个我们人类“认识”过程的终点，或者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物”。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对于《易经》的认识和研究，至少对于我们人类而言纯粹是一种多余。简而言之，《易经》对于人们的思维存在着切实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不是《易经》主动产生的，但人们确确实实被动地接受着影响。


　　正是由于《易经》与人类思维之间的相互联系或作用关系的存在，才使得《易经》自身得以恒久长存；同时又使得中华古代的思想发展始终未脱离“整体”的轨迹。从以上的几个方面可以看出，《易经》相对于人类文化而言是一个“文化”当中的“系统”亦或“整体”。她所提供给人们的是一种“形象化”，也更“形式化”的思想方法体系。


　　总之，要在今天对《易经》的作用去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可以说《易经》是中国古代的“方法论体系”。因为，其自始至终发挥着这样一种重要的作用。　　　


　　从《易经》的内在与外在的两方面特征上，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即，《易经》是一个与自然间的一般“事物”在形式上相一致的，是一个基于自然一般“事物”存在与发展规律而建立起来的“事物”，是一个“整体”。当然，她的发展的动力源于人类思维的参与；而存在的基础源于与自然法则的统一。


　　同样，对于《易经》的认识与研究现在完全可以从“整体学”或“系统学”的角度出发。当然，这并非是说当今的“系统科学”可以解释《易经》的意义，而仅仅是说应该基于这样一种角度；相反，随着对《易经》的认识的加深，还很有可能于此建立起真正的、永恒的“系统论”──自然存在与发展的一般形式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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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整体的《易》（上）　　　
　　
　　《易》，是一个“整体”事物。

　　这是对《易》进行理解和认识所可能达到的一个最终的、同时也是最根本的结论。

　　《易》具有哲学方法论式的指导作用。

这是其作为一个文化、思维领域中的，当然也是自然之中的“整体”事物所必然具备的功能。同时，这也是其生命力及价值所在。

一

　　首先，说《易》是一个“整体”事物，是因为《易》在很大程度上首先可称得上是一座“建筑物”，一个“模型”；或者“模式”。

从《易经》来看，其“上、下经”体系、“卦辞”体系及“爻辞”体系中皆存在着明显的、必然的相互对应关系或联系。其文辞显然是在严格地遵循着极严密的内在规律或结构关系形式的基础上确立并达成的。反之，如果脱离了这种内存秩序，那么《易经》中的整个文辞则无异于一把“杂草”，也就真的是一部古代“蓍辞”的汇集了。进一步说，《易经》中的每一“部分”只有在其“整体”中才能显现出其应有的意义，而没有绝对的、可以独立存在的意义。这无论是对于《易经》还是《易》的其他“图式”而言皆具有这一“整体”式的特征。也正是从这一点上使《易经》已基本脱离了一般文学作品的意义。可以说，认识《易》的关键在于对其内在关系、秩序的把握，而不是对其文辞的简单认识；反之，正是其内在秩序、关系的前定，也就是“整体”思想理论的存在，才形成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易》的建立、构筑乃至存在、发展的基础。

　　其次，《易》的内在形式关系的同一与有效。《易》中所存在的各种内在秩序、关系最终是可以化归为一种简单、统一的“模式”的。这种“模式”也并非神秘，相反，其完全可以称之为人们所熟悉的“太极”，（但不是通俗意义上的“太极图”中的“太极”；通俗意义上的阴阳鱼“太极图”，应称为“先天自然之图”，是古代对“先天八卦图”的另一种形象化表示）亦或“八卦”（包括“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两种模式）；其在本质上是标志着一套关于“整体”或“系统”的“形上”化的关系体系。古代所流传下来的数种“易图”实际上也就是对“太极”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所作的说明而已。而《易经》与《易纬》则是在其基础“模式”上所进行的有机构筑与阐发。“太极”，实际上就是古代“整体”的“理”上的代名词。“太极”模式在《易》中主要表现为“八卦”（先天、运动）和“五行”（后天、静止）两种关系形式。虽然两者表现的关系形式差异很大，但却是“太极──整体”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

　　从现存的《易经》、《易纬》及《太极图》、《先天八卦方位图》、《后天八卦方位图》、《先天八卦秩序图》、《后天八卦秩序图》、《河图》、《洛书》、《六十四卦方圆图》等可以看出其相互之间的联系决非偶然，而且也决非简单的表面联系。其间所体现出的“关系形式”也决不是一种简单的数字亦或文字游戏，而更多的表现出了与自然的存在与发展的形式规律间的一致。

　　确切地说，如若真正认识和把握了《易》的统一“模式”，那么，就会出现古人所说的那种“一‘卦’通，‘六十四卦’皆通”的情状。人们也就不会为《易》所困了，也就可以真正的使《易》成为我们手中的“利剑”，而为我们所用了。

　　同样，对于《易》的理解和把握也就意味着对于自然、社会以及生命的认识和理解乃至于把握。

　　《易》的这一同一“模式”，具有着简单与一般的特征。其在某种意义上寓意着关于自然的存在与发展的普遍法则。

　　“太极”，是“理”；也即“形而上者”之“道”。

　　《易》，即“太极”；也就是“整体”。

二

　　有限的“过程”，无限的“运动”。

　　虽然，《易》的本体是“形上”的，但其精神核心却是“辩证”的思想法则；在《易》中，或在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中，其称之谓“阴阳”。

　　古人曰：“《易》以道‘化’”，又曰：“《易》以道‘阴阳’”。于此，孔子也说：“《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确切地说，“辩证”或“阴阳”，其决定的是“不变”的达成；是“形上”之“体”的达成。正如“事物”发展的“过程”，其正是由无限的“运动”来达成有限的“静止”──“过程”的形式。而且，任何一个“事物”（整体）本身也是由其内在的无限“运动”来达成的；“事物”自身则表现为有限和静止的。实际上，“整体”或“系统”，首先意味着“形式”上的“有限”，或者在某种程度上的“有限”。

　　虽然，在整个《易经》中也只有一个“阴”字，但《易》的“阴阳──辩证”思想却是随处可见，甚至于比比皆是。在这里已无需赘述。至于“辩证法”的思想核心，则更不用多言。

　　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易”是一个“桥梁”，一个沟通“有限”与“无限”的“桥梁”。

三

　　丰富的“内容”与简捷的“形式”。

　　对于《易》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在《易经》方面，而《易经》“内容”的丰富多彩是世人所公认的。然而其“形式”的简单却并未使人们对她的认识超过对“内容”和“像”的认识程度。从这一点甚至可以说，是人们自己主动放弃了正确认知《易经》，以及整个《易》的钥匙。

　　如《易经·上经》与《易经·下经》在表现形式上，具有着明显的一致性和相通性或者相似性。只要相互对照和比较，就可以发现其“天事”──自然与社会之事、“人事”──个人与群体之事之分的意义和道理；其所运用的方法或者“模式”才会显得更加分明，乃至更易于对整个《易经》的认识和理解。

　　再如《易经》中的“卦辞”，只有在两两一组的相互联系的情况下去看，才更容易把握其中的思想和意义。

　　至于《易经》中的“爻辞”，则更需把握“六爻”的“形式”或“结构”方面的意义，否则，其在现存的《易经》文本中必然要成为理解《易经》的最大障碍。好在“爻辞”体系中，周公已将“乾卦”的“爻辞”制定为整个“爻辞”体系的纲领。也就是说，只要理解和把握了“乾”卦的六爻模式，其他六十三卦“爻辞”的意义也就不言自明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去认识和理解《易经》，反而会使人觉得《易经》非常的“简单”。相反，其中的一些较古老的文字的内容反而会使人略感无耐；当然，这已经不再是最主要的了。

　　《易经》是极其侧重于人文社会的。其自强不息、自我牺牲的思想光辉至今仍是我们民族神圣的精神力量。

　　而另一方面，在大自然之中的“万事万物”可谓“丰富”；但其“形式”却依旧“简单”。而且现代科学的发展也在不断的证实着这一点，确切地说，人们从古至今一直在热切地追寻着的一个最简单，同时又要最普遍的“公式”。实际上却真的“古已有之”。《易》正是这样一个简单而普遍的“模式”或“公式”，只是由于在方式、方法，以及层次、内容等方面的差异，而使得人们不太“方便”或不太“习惯”去理解和把握而已。

四

　　瞬间的“功能”与持久的“作用”。

　　《易》具有的“象征”功能，毫无疑议是一种后天的、人为的设置，其存在在相当程度上使《易》具有了无形的“生命力”，使人们在她的身上永远也不能找到尽头；但同时又使得人们难以摆脱她的束缚。的确，从历史上看真正能够对其驾驭、把握或者不为其所困的真可谓是凤毛麟角。而且，即使是不为其所困、可以有所把握的；也未必是因为对其有超前的或者独立于其外的认识，而大多是缘于其叛逆的性格、不畏权威的精神力量使然；晋·王弼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孔子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用现在的话讲，《易》是一个“象征”或“模型”，而“象征”又是由事物的“具像”来达成的。

　　《易》的倾向性的“象征”，是其最基本的“功能”。同时这也是其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对人们的思维产生影响和作用的基础。这就意味着，无论人们是否理解其基本“模式”，甚至是否知道其基本“模式”，都不会影响其与人们的思想或思维产生“共鸣”或“对应”。这也就是其可以在人们的思维世界里左右逢源而无所止息的原因。

　　另一方面《易》的“象征”又适应了其本体“模式”在人、社会及自然的一般与广泛的适应性，由此，则更加深了《易》恒久不息的对人们认识思维的指导作用及功能。

　　可以说，《易》的“作用”正在于其与人们思维之间的交互、交流。

　　孔子说“《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这大概是对《易》的“作用”所能作出的最贴切的评价。

　　的确，就《易经》而言，其在一定程度上就象是一幅优美的、抽象式的“画卷”。你不可能从中找到一个“固定”的、“真实”的画面或图景；但是也不可能从中一无所获。

另外，在这里还需补充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象征”还应当具有“模仿”、“模拟”，以及“方向”、“范围”、“层次”的意义倾向。而不是针对与某一具体事物的掩盖或指取。

　　应当说，《易》具有的哲学方法论式的指导作用，正是由于《易》的产生、构筑的思想基础的存在。或者说，作《易》者的本来意图就是为了传递那种“整体”式的思想、理论与方法。

　　“整体”，从词汇而言，是现代词汇；在中国古代，其一般被称为“一”、“大”、“太极”、“体”、“一体”、“统体”等。但其从思想意识方面而言，在中国、甚至整个东方却是无形而久远的存在着。所以，从这一角度上看，一个有着悠久的整体思维的国度，一直流传着一部关于“整体”的著述，大概是应该能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的。

五

内在的“统一”与外在的“和谐”。

《易》自存在的那一天起，就从未发生过思想方面上争论；这决不仅是出于其备受崇敬的地位，而更多是缘于其与人们思维之间的协调和一致。

　　因为从“整体”的角度来看《易》。《易》的存在也始终具有这样的一种思想的、认识的倾向，即，“认识自身”。虽然这对于人们来说是最艰难的，但也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人们希望通过认识自身，从而认识世界的思想倾向一直萦绕在东方人类的心头。

在人们的认识思维与《易》之间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种难以割舍的联系，一方面人们通过《易》来认知自身，另一方面人们又通过对自身以及世界的认识来加深对于《易》的认识。所以在古代有“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的言论。

然而，这一切却只能更加说明了《易》的“自身”的合理，以及《易》的思想基础的普适与永恒。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文明虽未能把握世界的发展，但却从未出现过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割裂和抗争。东方哲学思想的繁荣与发展，也从未出现过对于“整体”思想轨道的偏离。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与统一，思想与行为的统一与和谐，这一切都可以说是整体思想的发展使然。

总之，《易》的意义正在于人们对“整体”思想的还原、认识和发展；同时还在于自然社会以及人类自身存在与发展的和谐与久远。而《易》的自身在漫长和多变的历史洪流中则始终保持着不变的姿态，并和人们进行着既紧密又遥远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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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整体的《易》（下） 《易》，既然是一个“整体”；那么，我们就从其自身“整体”的层面去进行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易》作为一个“整体”，其在思想上也同样存在着一定的组织结构形式、内容和意义（功能），以及一定的发展过程。 　一 　　首先，现存的《周易》是《易》的主要代表。但需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周易》，是包含着《易经》与《易纬》两部分的。现存的《易纬》虽然有着明显的缺憾，但显露的思想意义仍表明其是《易》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易经》与《易纬》虽然在文体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别（《易纬》近于散文体裁），但思想方面却有着明显的对应互补性或对立统一性。包涵《易经》与《易纬》的《周易》才真正体现出一个完整而且也是合理的《易》学体系；其对于中国古代整体科学思想理论的完整理解和把握具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其次，自宋代传出的多种“易图”，对于《易》的完整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也具有不可多得的重要价值。 　　《易经》是表现“事物”的变化的行为，变化的趋向、势态，变化的规律，以及变化的过程或范围的；并且其从多个层次和多种方向上进行了论述。（见附录） 　　《易纬》则是表现“事物”变化成因的，主要涉及了“事物”的空间性的组织结构及各类“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影响。（见附录） 　　总之，《周易》中的两部分，在意义上，一是属于“时间”（“空间”变化）性质的；一是属于“空间”性质的。而在“整体”思想观念中“时间”是从属于“空间”的，是相对的。虽然对其两者皆有交差表现，但其所侧重的方面还是极其明显的；而且，两者所涉及的方面、内容还有着相当的一致性。 　　《周易》本身的建立、构筑却是基于一更形式化也更加一般的“模式”，基本也就是本已失传，到了宋代又忽然面世的几幅“易图”。主要包括：“河图”、“洛书”、“先天八卦方位图”、“后天八卦方位图”、“先天八卦秩序图”、“后天八卦秩序图”及“伏羲六十四卦方圆图”等。 但“易图”总的来说只表现了两种最基本的“模式”，即，以“先天八卦”等为代表的“动态系统”的结构关系“模式”，可简称为“先天模式”或“动态模式”；以“后天八卦”等为代表的“静态系统”的结构关系“模式”，可简称为“后天模式”或“静态模式”。这两种“模式”本身也可以说是一个“模式”的两个方面；是一个对立统一的“模式体系”。 　　对于《周易》而言，《易经》较侧重于“先天模式”思想；《易纬》较侧重于“后天模式”思想。但对于任何一个“整体”事物而言，其都是两种“模式”的对立统一。自宏观以至于微观，都是如此，只是其侧重点或倾向性不同而已；当然，宏观与微观系统“事物”皆侧重于“先天模式”，这是大自然自身的法则。 　　《易》的这两种“模式”，是标志着自然的基本关系形式的；也可以看作是《周易》的内在的基本结构关系形式。同时，也是《周易》得以建立、构筑的思想理论基础。 二 　　现存《周易》的内容──“像”，所涉及的方面是极其广漠的。自古至今都被认为是“包罗万有”。但是，应当指出的是其“像”在较大程度上可说是构筑《周易》尤其是《易经》的特殊“模式”的“砖石”。曾有不少的“象数派”学者，通过长期钻研得出结论认为，《易》中的“像”（文辞）几乎没有一个是多余的。这至少说明了《易经》这座“建筑”的“砖瓦”是契合得相当严密的；当然也说明了作《易》者的用心良苦和严谨作风。这种“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使得《周易》的这一较特殊，而非一般的“模式”，达到了其所可能达到的最简捷、最一般的程度。 　　从《易经》来看，虽然其每一“卦”的“像”都不尽相同，但作为“过程”的组织“内容”却并非不能相容。 　　总之，可以说《周易》的“内容”仍然还是其已经有所专指的、倾向性的，特殊化了的一种关系“形式”，或者说是“模式”。 　　其具体的“内容”意义则是随着其“象征”的范围、角度、层次的不同而改变的。甚至可以认为无限的，或者说其正如人们平常所说的“包罗万有”。 三 　　作为《周易》的哲学思想意义方面而言，应当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因为《易》的“象征”所指，也包含着哲学思想方面的含义。这一点，既可以说是《易》的“形式”的“内容”；同时也可以说其是《易》的“内容”的“形式”。 　　于《易》而言，无论从那一方面来说，其作为一个极特殊的“整体事物”，其哲学思想意义是远远大于其他的各个方面的意义的。 《易》的思想含义（在某些方面可能与传统中的“儒家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应当说既是其根本“内容”，也是自然的基本存在“形式”或“法则”。同时，还是其所具备的基本“功能”与“作用”。 《易》的整体哲学思想主要涵盖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于“时”与“空”、“体”与“用”亦或“形”与“神”的“形式”或“形上”方面的揭示和表述；而另一方面则是对于“事实”、“实质”以及“内容”、“行为”方面的认识和把握。其二者在根本上是指“整体”的“形式”与“内容”，在《易经》与《易纬》中都各有侧重性或倾向性的表现和表述。 在《易经》当中，主要再现了“时间性”的“过程”的形式与内容，即，对于周期性的变化发展“规律”的认识，及对于“行为”的把握。在其间，“过程”的轨道或规律是不可以改变的，或者说其形式是必然的；而“过程”的意义和价值却是由其间的“内容”所决定的，也就是对于“行为”的能动性认识和把握。 而在《易纬》当中，则主要再现了“空间性”的“组织”──“体”的形式与内容，即，对于结构性的组织“形态”的把握，及其“实质”、“功能”、“作用”或“影响”的认识。虽然，现存的《易纬》文本已显得过于单薄，残佚严重；但其间的思想还仍然显露出这一思想的光华，其再现了一种极其强烈的能动与抗争的精神倾向。其与《易经》思想的区别在于，其形式是相对可变的、是可以把握的；而其内容的“实质”和“功用”是惟其形式决定的，是相对不变的。当然，对“形态”的把握就意味着对于过程形式的把握，对于“时间”的改变。实际上，在传统道家的一些具体技术当中就含有这种思想倾向。 从《易》的整体思想的两个方面来看，《易经》与《易纬》是不可或缺的对立统一“体”，否则传统的整体思想将显得极不完整。 　　《易》的哲学思想，首先在于整体的、有机的自然观或宇宙观，乃至社会观和人生观。其思想是积极进取和极富挑战精神的，与以往有些人所说的那种机械、宿命、畏天的消极被动的思想格格不入，截然不同。 四 　　《易》，作为一个“整体”事物，其本身也具有着一个发展的过程。 　　据《周礼·大卜》记载“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其中的“连山”是远古的“神农氏”的别号；而“归藏”则是五千年前的“轩辕黄帝”的别称；至于“周”则是“文王姬昌”所创立的“国号”。 　　从这里可以看出，《易》在近万年的历史发展中是经历了几个“过程”阶段的。自“伏羲氏”画“卦”而立《易》始，至“神农氏”时代又创立了《连山易》，再至“轩辕黄帝”时代创立了《归藏易》，最后至殷周之际“文王姬昌”创立了《周易》。 　　从有关的文献记载和传说来看，三《易》所具备的意义也是有一定的区别的。“连山”，象“山之出云，连绵不绝”；“归藏”，则象“万物终归于土”；“周易”，则象“周而复始，变动不居”。而且，从某些方面来看其三者都是较注重于人文社会的。 　　《连山》与《归藏》二《易》的佚失，可能更与其存在价值和意义的消失有关，确切地说，是与社会的发展进步有关；否则，也就不会有创立新《易》的必要。 　　孔子在《易传·系辞传》中曾说“《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这大概也是对《易》的发展所作出的评说。 　　总之，《易》是有着一定的发展过程的。作为《周易》，其存在形式也会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以及认识的提高而失去其曾有的价值和地位；但其思想和精神将永远的存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 五 　　在传统意义上的“整体”思想中，自然间的一切“事物”都是“整体”或“系统”的；“整体”是有限的；古人所说的“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是对自然间的宏观与微观的两个极端层次上的“整体”事物的表述；任何一个“系统”都有一个“体”或可以区分“内”、“外”的范围或界限；而每一个“整体”又有着既一般又特殊的空间性组织结构和内容；及相应的时间性发展规律和过程；及“过程”中的发展内容──“整体”的功能和作用的结果和效应。 　　其次，作为现代的“整体”思想一般可以理解为现代“系统科学”发展的产物。人们都知道“系统学”是近代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但其至今也未得出一个一般性的思想理论结果。（时至今日，“系统学”还很有可能在那种“西方式的思维方式”指导下去走向一个离我们更加遥远的“角落”。）近代所兴起的“系统学”与其他现代科学的本质区别在于其认识“事物”的方式、方法上的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差别，就是其注重于事物的“关系”和“功能”。 　　总之，从“系统整体”的角度看世界，其每一个“事物”都是一个“整体”，其也都具有一定的组织规律，一定的发展规律，同时还具有着一定的“内容”，一定的“功能”。 作为《易》而言，其具有着一定的组织规律，实际上也是运用着一定的组织规律；还具有着一定的发展规律，也就是有着一个生、长、衰、亡的过程。这一点完全可以从史传的《连山》和《归藏》二“易”的消亡来证实。再者，现存《周易》的内容与《连山》、《归藏》二“易”的内容肯定是不相同的；同样，在“功能”上也肯定存在差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易》是为了“决疑”，说到底就是“认识”。也就是说，《易》是一个人们认识事物的整体式的“工具”。 　　而作为其发展而言，由于其毕竟是人类思维的“产物”，其也必然伴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而发展，直到有一天，人类自身的认识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她也就完成了被附予的“使命”，她才会失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于此也就可以看出，说《易》具有一定的“功能”因素，能发挥一定的指导作用，绝非空穴来风；而是一种“整体事物”存在过程中的必然“影响”，只是我们没有及早的认识和理解而已，并没有多少神秘的因素可言。 　　总之，《易》是一个具有“整体”性质的事物是不应否认的，也是不可以否认的。 　　《易》，作为一个“整体”，其至今仍具有着难以“言说”的“方面”，但可以肯定的是，《易》决不会轻意地为人们所改变，否则，《易》就不会具有“整体”的地位，也就不会是一个真正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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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易》的“整体”思想基础（上）

《易》的思想观念是自然存在与发展的基本法则的体现；是为“人”的生存与发展而设置的规范性的认识法则与方法概念。

　　《易》的思想观念，是“整体”的思想观念。

　　“整体”的思想观，“整体”的思维方式，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思想观念及思维方式。

　　　　在“整体”的思想观念中，存在着一个先决的思想理念或者基础条件，即，任何“事物”都具有着一定的“有限性”或一定的“范围”。

　　“有限性”，确切地说是“整体”性的确立或限定，其哲学意义是远远大于其实际意义的。将无边的“空间”存在化作有限的“整体”组织；将恒久的“时间”运动化为有限的“过程”阶段。总之，将无垠的“宇宙”，无数的“事物”，都化归为有限的、统一的“模式”。这其实也就是《易》存在、构筑的思想基础；并且也由此确立了《易》的哲学方法论的作用和地位。

　　《易》在某种意义上，还可以说是一部“一般系统论”的专著；或者“整体”哲学思想理论的专著。只是其不是对于这一思想理论的语言化的表述，而只是对于这一思想理论的一种形象化或形式化的建立和构筑。

　　《易》所具备和运用的“整体”思想理论的存在是不应也不能否认的。其存在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当中的诸多神奇“事物”的产生和存在。或者说，中国古代传统科学文化中的众多科学成就的产生，绝非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而是有着极其深厚的思想理论根基的。

一

　　在中国古代的思想认识中，无论自然、社会乃至一切事物都具有“整体”的特征。所谓整体特征，也就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一个存在的“体”和一个与之相应的发展“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功能和影响。也可以说，任何事物──“整体”都呈现出“生命”的特征。而“生命”也只是一种较特殊的“整体”事物而已。

　　“整体”，一般具有着这样几个方面的状态特征。

　　　　一、存在与发展的特征

　　在这里，存在，是指事物的“体”；发展，是指事物存在始终的“过程”。

存在与发展，是“整体”的最根本的特征；是“整体”的“空间”与“时间”的范围表现。只不过在具体的表现上千差万别而已。

　　二、内在有效联系的特征

　　任何一个“事物”都是由其内在的有效“关系”而决定的。“整体”事物的内部关系是依附于自然的最基础的结构关系“模式”的。内部关系的有效，才使其得以区分出内部与外部的范围；“整体”也才得以成立。

　　三、相对性的内容特征

　　任何一个“整体”事物都有着其具体的“内容”，“整体”的内容是依附于其结构关系的。“内容”具有着相对性，或者说有常变、常新的特征。

　　四、必然性的功能特征

　　一个“整体”存在对外界的影响和作用是绝对的；其实，这也是“整体”的“内部关系”的一种体现。其既可以看作是“整体”内部“部分（小‘整体’）”与“部分”之间的联系与作用；也可以看作是“部分”对于“整体”的关系与影响。没有不具备对外影响作用的“整体”；确切地说，在自然的“大整体”中不存在孤立的事物，任何事物都存在于其内部关系之中。之所以称其为“功能”，是因为其可以表现出一种我们能够理解的“主动性”。

　　五、环境与层次的特征

　　一个“整体”一般都要相对的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之中；而且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反过来说，“环境”决定了所产生“整体”的内容。同时，“整体”与其相应的“环境”也就标志了一定的“层次”，一种较为特殊的和开放的“整体”事物。当然，“环境”本身通常也只是对一宏观“整体事物”内部关系的一种表述或者提示而已。其在对具体的“整体事物”的认识过程中也具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传统的“整体”思想观念中具有着以上所说的种种特征因素。正如，《易纬》中的“天人感应”思想，实际就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思想的体现，而绝非信口开河或迷信思想。而《易经》的分别论述“天事”与“人事”的《上经》与《下经》之间也存在着“天人相应”的思想因素，其二者的“内容”虽不相同，但“模式”或思想规律却基本是一致的。

　　传统的“整体”思想，决定了“整体”的认识论。

　　“整体”的认识论，就形式而言，可说是“执一统众”、“触类旁通”式的；就象古人所说的“散之在理则有万殊，统之在道则无二致”一样。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指导下，可以说只有未去认识的“事物”，而没有不能认识的“事物”。就其思想意义而言，可说是对于“大一统”思想的一种发挥，是“系统同构”思想的一种体现和运用。其认识思想对于过去而言具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和价值，而对于现在的科学思想发展也同样具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指导作用。

　　总之，在“整体”的认识论指导下，对于任何“事物”的认识，首先要区分出其所涵盖的“范围”；其次再认清其结构形态及内容；再次则导出其发展的“范围”及功能和作用；最后再决定对其所应作的向背和取舍。（当然，对于“范围”的确认过程中首先还存在着一个“尺度”的问题，但这不属于本文所要论述的范围。）

　　“整体”的认识论在形式上只注重“联系”与“影响”；在内容或本质上重视的则是“事物”及其所具备的或可能产生的“功能”，是否符合自然的基本法则或者是否有益于或不影响我们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作为“整体”的认识，其理论与方法可以说与《易》所体现的“整体”理论与方法是完全一致的。或者确切地说，“整体”思想本身首先是一种关于“认识”的思想理论。

　　但在这里还需提及的是，《易》的“本身”带给人们的还有另外一种“认识”的手段或方式，即，一种“内向”式的，一种对于自身认识的思想倾向或指导。虽然，这一思想倾向与整体思想倾向之间具有着难以割舍的众多联系与相通，并共同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趋向；但是，它的作用最终却更多的表现出消极的意义。就象一部《易经》，虽然不会有人可以一遍读懂，但是一遍与另一遍的感受却决不会相同；当然，读懂不在于遍数，而在于自身认识的发展或提高的程度。也就是说，相对于个人而言《易》的意义是与个人的思想认识同步发展的；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易》的著述汗牛充栋也就更不足为奇了。

　　同样，传统的“整体”思想，也决定了“整体”的方法论。

　　所谓“整体”的方法论，是指其所特有的“改变”事物与“创造”事物的方法理论。

从“整体”的思想理论中可以知道，自然中的一切“事物”都统一在一个同一的“模式”下；“部分”的改变则意味着“整体”在一定程度上被改变；再者，“内容”与“结构（模式）”的补充与调整也同样可以造成“整体”的改变。

　　至于“整体”事物的创生，则是极其不便言说的。因为，其一方面是自然之中极寻常、极普遍的“事件”，是自然存在与发展的基本规律的体现（虽然，其间的奥秘也并未被真正的揭示；但至少是可以有所理解的）；而另一方面则极不寻常，因为在自然的常规之外或生命繁衍之外的“整体”事物的创生并非不能，只是对于其具体方法我们尚不清楚而已。

传统的“整体”思想理论，在远古时期很可能是非常完整和有效的。其发展成为现在这个样子，既有着偶然的因素，也有着某些必然的原因。在今天所能作的整理和解释，虽然还很不完善，但其对于未来“生命”的存在与发展而言，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即便对于今天而言，其思想意义与影响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而且，从自然历史、人类社会的辩证发展过程来看，其再现也纯属必然。

二

　　《易》，可说是传统“整体”思想的杰作。其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整体”思想的保持和延续。另一方面，其又在尽力避免人们在运用的时候误入歧途。所以，其又存在不可说或难以说的因素影响，这也是使《易》成为一个“谜”的重要原因。

　　《易》的存在与流传，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传统“整体”思想或思维方式的载体。其以其较特殊的形式，表现着“整体”思想的最一般的内涵。并使得整体思想得以广泛而深远的继承与发扬。

　　首先，《易》的“先天模式”与“后天模式”是“整体”事物的最一般的结构关系的形式法则。而且，《周易》中的各种“模式”或“表现形式”最终都可以简化为这两种“模式”或者“关系形式”。

　　在《易经》中主要侧重运用的是其“先天模式”。“先天模式”所表现的是一种“动态”的关系形式。

　　这种“模式”可说是一种较恒定的“模式”，或者说，其可改变的程度较小。在《易经》中，其表现为展开了的“过程”；而每一个“过程”又都是由“状态”和“行为”来构成的，也可以说是其内容。其共展示为四个层次，一是《易经》的全经层次；二是《易经》的《上经》与《下经》层次；三是《易经》的“卦辞”层次；四是《易经》的“六爻”或“爻辞”层次。

　　从《易经》的几个层次的表现来看，对于“动态模式”主要进行了两方面的提炼和发挥。一方面是对于“转折”这一特殊运动状态的把握，如，《易经》全经中的“乾、坤”与“即济、未济”；《上·下经》中的“泰、否”与“随、蛊”、“谦”与“困”、“大过”与“小过”等；再者《六爻》中的“初”与“四”、“二”与“五”、“三”与“上”等；都无不体现出不同程度、不同层次上的“转折”状态。当然，其每一卦、每一爻都具有“转折”的意蕴，只是其程度不同而已。另一方面则是对于“趋势”，即，事物基本发展运动的方向、势态的把握。事物发展的“轨道”通常是不可以改变的；而且，即使是改变，也是有一定的限度的。这就要求人们不要轻意地去“改变”，这也就是其“卦、爻辞”中“吉、凶、悔、吝”的原因。同时，其在基本状态的把握方面还极注重于“中”的状态把握，也就是说，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不能也不应去走“极端”的。

　　虽然，《易经》所侧重的是“先天模式”；但其总的思想意义却是相当积极、进取的。强调了对于事物发展“状态”的认识和对于“行为”的把握，其最终目的是要人们去主动、积极地创造一个“过程”；而绝对不是象过去一些人所说的是一种机械的、宿命、唯心的思想观念。

　　在《易纬》中则主要侧重运用了其“后天模式”。“后天模式”表现的则是一种“静态”的关系形式。
　　虽然现存的《易纬》作为《易》亦或《周易》的一个组成部分已显得有些牵强（因为《易纬》的自身已显得很不完整），但其所表现出的思想意义或倾向仍然是较为明确的，并且是不可多得的，与《易经》的思想具有着明显的互补性或对立统一性。从而也就表明了《易》或传统整体思想的完整性和合理性。

　　其所侧重的“后天模式”是一种极其特殊的关系形式，之所以说其特殊，并非是其所对应的“事物”不广泛和普遍，而是因为其所表现的几乎完全是“形象思维”的产物。“后天模式”的核心是古代的“五行”思想；而其所体现出的根本思想含义仍然是一种有效关系的达成形式。

　　其更加积极的强调对于外在“事物”的可认识性和可改变性（《易经》较倾向于对自身的把握）。这在中国古代思想中是极其罕见的。这大概也就是其屡遭“秦、隋之火”的主要原因。

　　《易纬》的思想意义在于其揭示了“整体”事物在其环境中一定层面上的运动、变化的成因以及作用。

　　在现在所能见到的《易纬》文献里，其突出表现了“后天模式”在“先天模式”中，确切地说是在自然的基本范围中的基本变化规律及其自身的状态规律。“后天模式”中的“五行”思想所寓意的是一种功能式的静态平衡的关系形式。其与“先天模式”中的动态循环的关系形式之间有着质的区别。其是附属于“先天”，但又可以能动地影响和作用于“先天”的关系形式。如，其《乾凿度》在名称上就体现出了一种要“凿开‘天’路”的意愿和追求，具有着要改“天”换“地”的精神信念。而其《乾凿度》、《坤凿度》、《是类谋》、《通卦验》等中所体现的“天人感应”思想则更是突出表现了以“部分”来影响和作用“整体”的思想倾向，其思想意义是极其积极和深远的。

　　总之，《易》的两种“模式”体系在现存《周易》中的构筑与发挥还是极其明显的，其在今天来看也仍然是非常符合自然现实的，是科学和有效的。而且，是我们有必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发展的。

　　 其次，《易》的“阴阳”──“辩证”的思想观念，也就是“整体”思想的核心。在《周易》中更是表现的淋漓尽致。正如古人所说，“《易》以道‘阴阳’”。

“阴阳”是《易》，也是传统思想观念中的最高思想范畴。“阴”与“阳”是对立统一的，其所代表的是两种相反的方面或倾向。其无论是对于《易》的“先天模式”，还是“后天模式”都是如此。而至于自然乃至于人类社会间的万事万物则更是如此。

　　“阴阳”观念与现代的“辩证法”观念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其在《易》的体系中运用和发挥的更加细致和广泛，并且更加形式化。如，《易经》中的“卦”的序列中，其奇、偶数“卦”，非“综”即“错”，完整表现了“对立统一”的运动发展“过程”的自始至终；而“易图”的“阴阳”则表现的更加直观，已无需赘言；至于其文辞方面，如“无平不披，无往不复”等等，都充分体现了“阴阳”──“辩证”观念在古代哲学思想中的不可或缺的地位和意义。

　　“阴阳”在《易》的“整体”思想观念中还体现为一种最根本的“关系”；是“先天模式”及“后天模式”的关系体系的基础。

　　如果从现代的，确切地说是从西方哲学思想意义上来看，《易》可以说是“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有机统一。在《易》中“形而上学”与“辩证法”之间是“形”与“神”和“体”与“用”的关系，其二者并行不悖。

《易》的本体具有着相对的不变性，这无论是从业已失传的《连山》、《归藏》到现存的《周易》的发展历程中，都体现了其本体形式的不变性；也无论是从现有的《易》的各类文字著述和“图式”中，都表现出了不同内容、角度和层次的统一模式。用相同的形式去表现不同的思想内容，或者从不同的内容去再现同一的模式，这正是整体辩证思想的的再现与发挥。

　　总之，“整体”与“辨证”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根基。

　　《易》及中国古代文化是有着深厚而悠久的“整体”思想基础的。虽然，传统的“整体”思想理论并没有得以完整妥善的流传下来，但是，“整体”的思想意识、思维方式和认识方法却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里，并左右着我们思维认识发展的航向。

入道

大过节的， 发这么多东西。 版主辛苦。十一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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